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道德、法律层面的问题。比如这些孩子都是未成年人,即便是打假拳也难免会受伤,人身权益如何保障?他们从小就学会打假拳赚钱,这是不是从骨子里就浸染了一些关于欺诈、暴力的不良因素,如果教练是个像本片中负责任的好人,那么也许今后会走上正轨;如果遇人不淑呢?他们会不会成为违法犯罪的隐患?新海诚在这部电影中打开了自己,向社会关怀维度的艺术创作靠拢,以公路片的模式架构起自己的想法,把对日本311震灾的追思,以及后疫情时代危机愈发严重的日本社会、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放入了其中。新海诚告诉记者记者,这样的变化是他不曾想象过的:“在我的早期,我描写的是不服气,我自己处于一种不沟通的状态,因为早期我没有什么与观众沟通的经验,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描绘自己不理解的东西。而现在,我继续着艺术创作,并逐渐能与观众交流感情和思想,我想,我是花了20年时间才达到如今这个目的,如今这番改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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